大學的使命：公民科學與自由教育

“公民科學，是那些所謂的社會科學、人文科學、自然科學或是專業(yè)技術(shù)的“主導(dǎo)技藝”。只有公民科學，才能使理性擺脫冷漠、熱情避免亢奮，理論成為理論的生活，而最終，使大學成為真正獨立和自主的“普遍”和“完整”（unive rsitas），使其中的學生成為這種精神的化身，成為自由人和公民。”推薦這篇發(fā)人深省的文字給大家，這也是百年樹人所追求的。共勉。

早期的西歐大學：致力于最高形式的學識/人類活動

作為基督教世界的一項偉大發(fā)明，早期的大學與今天的大學相距甚遠。那時的大學并沒有屬于自身的各種設(shè)施，沒有校園、沒有自己的教學大樓、沒有操場、沒有實驗室、沒有圖書館。當教師們上課時，也許會在自己的家里，也許會在租來的房子里。甚至那時的大學，也不象今天這樣以教師和行政官僚為主體，而是以學生為主體，由學生組成的行業(yè)公會（universitas）每年與教師簽約，因為在學生眼中，這些教師往往容易變成教會或城市貴族的走卒，出賣“大學”的獨立與自主。 然而，這些沒有寄身之所的“流動”大學，卻把大學寄放在更為堅實的基礎(chǔ)上：那就是那時的大學探索和捍衛(wèi)著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大學的“精神”，大學的使命。為了堅持這種精神，大學寧愿犧牲它的“安定”，犧牲它的物質(zhì)形式。這一點恐怕是今天的大學所不及的。何謂大學？大學就是致力于“追求最高形式的學識”。那么什么是最高形式的學識呢？要回答這樣的問題，我們首先要明白，什么是最高形式的人類活動。正是這種形式的人類活動，才使人得以成為人，甚至人得以觸及人的界限，邁向超越的方向。這種最高形式的人類活動，就是政治和哲學。

中世紀大學精神：以波隆那大學與巴黎大學為例

這樣，我們就會毫不奇怪地發(fā)現(xiàn)，在中世紀兩所最偉大的大學中，波隆那大學以其法學著稱一時，而巴黎大學則以其神學名垂后世。前者推動了羅馬法復(fù)興運動，并進而為整個歐陸國家的法律體制奠定了牢固的基礎(chǔ)，而后者則貢獻了中世紀最輝煌的“教堂”：圣托馬斯的神哲學。

波隆那大學法學系的興起，是為了解決當時教會法與民法在司法權(quán)限方面日益廣泛的爭端。因此，從一開始，法學就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，涉及了中世紀神權(quán)政治的焦點：精神權(quán)力與世俗權(quán)力的沖突，自由人與公民的沖突。從那時起直到今天，法學家始終是重要的政治家。政治之所以是最高形式的人類活動，正因為它面對了人所面對的這一終極的張力，上帝與凱撒，圣言與人義。法律則始終是在這種張力下權(quán)衡正義的可能性與現(xiàn)實性的技藝，法學則成了與政治這種最高形式的活動聯(lián)系在一起的最高形式的學識。

基督教的獨特性，在于啟示與理性、信仰與思辨、倫理與教義的深刻張力與微妙關(guān)聯(lián)。而圣托馬斯的“圣教義學”以至精至微的方式體現(xiàn)了這一點。當耶路撒冷與雅典在“羅馬”遭遇，當奧古斯汀面對亞里士多德、保羅面對柏拉圖，約伯面對約翰，哲學這種希臘世界的“光”，融入了上帝之光中，化成了耶酥基督的肉身，更徹底地成為了踐行在世上的道，成為每個人的倫理，成為愛與自由。

正是在這里，我們已經(jīng)觸及到了中世紀大學的“精神”所在。無論是政治，還是哲學，大學乃在于培養(yǎng)具有德性而非甘于卑俗的人，追求真知而非聽命于意見擺布的人，踐行倫理而非恣意而為的人，能夠面對世間那些根本的沖突，擔負自己的言論和行動的后果的人，而不是尋覓教條的避難所來推卸和逃避責任的人。一句話，大學乃在于培養(yǎng)亞里士多德所謂的自由人。在《政治學》中，亞里士多德花了大量的篇幅來探討教育問題。這一點，正象柏拉圖在《政意篇》（Politeia，Republic）的同樣做法一樣，是今天的許多政治學者或是教育人士難以理解的事情。然而，亞里士多德清楚地告訴我們，城邦的終極目的與人的終極目的是一樣的。盡管政治并不能窮盡人的視界，在公民與人之間，政治與哲學之間，存在著不可解決的沖突。然而《政意篇》中的蘇格拉底反復(fù)教誨的是，作為現(xiàn)實政治安排的“政體”（politeia，regime），與體現(xiàn)在每個人身上的“政意”（politeia，regime）關(guān)系甚大。用言說的“邏格式”（logos）建立的城邦，在地上是找不到的，但能夠看見這種“天上的原型”的人，卻能憑借他的所見，將這種城邦建在自己的身上（550b）。政治與哲學的沖突，只能憑借倫理或信仰來正視。所以，能否擔負公民與人的張力，能否擔負可能與現(xiàn)實、超越與審慎的張力，關(guān)鍵就在于你能否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人。

所以，亞里士多德才敏銳地指出，教育兒童時，當然要包括那些有用而又確屬必需的課目。但不能照單全收，要區(qū)分哪些適于自由人，哪些不適于自由人。教育一定不能使人形成“卑陋”的習性。任何影響一個自由人的身體或靈魂，使之降格，不再能擔負善德的操修，都是在使人變得卑陋，是培養(yǎng)奴隸的心性。今天，我們生活在一個要求平等的社會，亞里士多德的許多說法，似乎不那么容易令人接受了。但如果我們的平等是將所有人降格為奴隸的平等，那么，這樣的平等不過是最深的奴役，而不是自由。真正的平等，真正能夠和必須同等尊重的，是自由人和真正的公民。而教育，就是使我們能夠使平等的真義得以實現(xiàn)，使最好的政體成為可能的前提。

現(xiàn)代大學：以北京大學為例

北京大學精神上的先驅(qū)洪堡和席勒曾經(jīng)為這所大學規(guī)定了它的使命：大學的首要目的在于形塑性格，造就倫理，培養(yǎng)或者說教化（bilden）能夠感受到真、善與美的人，能夠領(lǐng)悟到人之尊嚴，人在有限性上建樹的偉大的人。在洪堡看來，“人的真正目的，是使自身的各種力量構(gòu)成一個最崇高最和諧的整體”，而教育就是為了實現(xiàn)這樣的目標：“教育只應(yīng)發(fā)展人的稟賦，而不必賦予人的天性以任何特定的公民特征…因此，公共教育應(yīng)完全處于國家權(quán)限之外…”。席勒從同樣的原則出發(fā)指出，只有確立了性格的獨立自主，才能使對外在專制形式的屈從讓位于真正的自由。如果說洪堡讓自由教育擺脫“公民”或國家的羈絆是為了擺脫普魯士家長制國家的肆意干涉；如果說席勒將改革這種野蠻國家，獲得政治自由的真正“啟蒙”寄托在人的審美教育，而非公民教育上；那么現(xiàn)在，我們要再往前追溯一步，回到洪堡和席勒的導(dǎo)師盧梭那里，回到《愛彌爾》，回到人的教育與公民教育的對立，我們會發(fā)現(xiàn)，我們需要完全相反的路徑來實現(xiàn)同樣的目標：通過公民科學來進行自由教育，借助二者的張力來塑造真正的自由人。

中世紀大學的精神并沒有維持多久，就走向了它的反面。時至今日，大學的“夢想”（如果不是惡夢的話）已經(jīng)不再是探究哲學的真知，或是探索政治的審慎與明智，而是傳授刻板的教條和那些同樣刻板的技藝，這些教條和技藝，因為喪失了探究（zetesis）的精神，不在是使人自由的道路，而是挾制奴仆的軛，不是培養(yǎng)公民的競技場，而淪為“販賣畢業(yè)的機關(guān)…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(guān)”（蔡元培）。之所以如此，乃在于我們的大學背棄了亞里士多德勸告的自由教育，所以阿多（Pierre Hadot）才會說，正是大學的出現(xiàn)才使哲學不再是一種生活方式（a way of life）；或者象克爾凱戈爾所言，哲學中的懷疑，因為喪失與生活的關(guān)聯(lián)，成為教條的懷疑；甚至象尼采指出的，哲學家只剩下了“圖表腦袋”。而基于同樣的理由，列維－施特勞斯（Claude Levi-Strauss）才會嘲諷地說，法學陷入了“神學與新聞報道之間，看起來無法給自己找到一個又堅固又客觀的基礎(chǔ)；要堅固就失去客觀，要客觀就無法那么堅固”。哲學和法學尚且如此，何況其他系科。

難道這樣的大學，不正象霍布斯所譏嘲的，只不說是妖魔施展妖法的魔窟罷了；象布魯姆（Allan Bloom）諷刺的那樣，大學不再是激勵人們改變自己，讓自己變得更卓越；而是教育每個人固守自己的監(jiān)牢，沉溺于封閉的心靈；或者象復(fù)?。‥rnest Fortin）所說，現(xiàn)代大學與其說叫自己為“整全”（University），不如索性稱呼自己為“雜多”（multiversity）。80年代時，中國的大學生自信自己是“天之驕子”，是社會的立法者。大學生和他們的老師們匆忙地尋找各種教條，來指導(dǎo)他人的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。作為一個學習者，他是為了成為更好的教導(dǎo)者；作為一個發(fā)言人，他是為了成為代言人；作為一個行動者，他首先和最終都是為了帶動他人的行動。一句話，大學作為社會的焦點，是因為大學希望成為社會的頭腦和喉舌。

90年代，所謂“知識分子”的退卻，社會科學和各種器物之學的興起，“地方性知識”的范式取代了“變法”動力之下的“現(xiàn)代化理論”。伴隨“立法者”夢想的破滅，哲學和政治都變成不可理解，甚至毫無價值的東西。逃避政治責任的，犬儒主義式的冷漠心態(tài)和拒絕思考政治，聽命于亢奮情緒的各種新型的“急進”心態(tài)，交替出現(xiàn)，彼此助長，似乎倒成了大學中非此即彼的選擇。當教育本身日益變成可以憑借權(quán)力和金錢隨意兌換的商品，大學在成為交易的焦點的同時，卻也成了社會敗壞（corruption）的焦點。大學不再是能夠批評和對抗社會不義的力量，倒成了這種不義具體的化身。當我們的教師靠抄襲度日，以冷酷自矜，只為金錢或職稱而奔波，我們的大學生不僅不再是“驕子”，反而希望以最快的速度逃離學校，結(jié)束這段“學徒”時期。那么用亞里士多德的話，這樣的學生和教師，不是自由人和公民的“學徒”和“導(dǎo)師”，而是“奴隸”的“學徒”和“導(dǎo)師”了。

而今天，在2000年發(fā)生的一件也許注定將逃離歷史宏大眼光的微小事件中，我們不再是救助者，而是自救者；不再有權(quán)替別人代言，而首先是為自己發(fā)言；不再逃避，而能面對自身的處境行動，兼具理性和改善現(xiàn)在的熱情，二者都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所不可缺少的。而這樣的自由，這種首先從自身和現(xiàn)在開始的自救、言論和行動，不是逃避，也不再是引導(dǎo)，而是他人能夠分享和受到激勵的自由。正如蘇格拉底所言，一個好的政體，首先是從那些能夠看見，并能夠踐行的人的身上開始的。而且早已有“福音”告知我們，“你們探尋（zeteite），就尋見”。而我們的探尋，將首先自教育始，自自由人的教育始，在教育中來踐行自由。

如果只是為了傳授專門技藝和實證知識，我們何必需要大學，將大學分解成各種?？茖W校難道不是更合宜嗎？如果只是為了研究這些技藝和知識，也許將這所大學變成一所公司，會更加名副其實，提高“效率”。什么是大學的使命？作為一所現(xiàn)代大學，這些技藝和實證知識都不可或缺，甚至可以說非常重要。但這些專門技藝和實證知識本身，卻并非大學的目的；相反，是大學的目的，給了這些技藝和知識以方向和目標。亞里士多德早已告訴我們，任何技藝都仰賴一種“主導(dǎo)技藝”（architectonic art，《尼各馬可倫理學》1094a，1141b），沒有它，所有的技藝最終都是奴役。哲學讓我們能夠思考這種技藝的可能與限界，政治讓我們能夠探索這種技藝成為現(xiàn)實所要求的審慎與權(quán)衡，而倫理則讓我們培養(yǎng)踐行這種技藝必需的德性和智慧。

何為大學的使命

因此，大學的使命，在于自由教育，而自由教育的要害在于結(jié)合哲學、政治和倫理的公民科學。一門公民科學，在我們這個世紀，在這里，是大學真正精神所能夠寄托的希望，是面對、思考和回應(yīng)“現(xiàn)在”的關(guān)鍵，是行動在言論（logos）中的延伸，是連接“一種實踐與另一種實踐之間的接力棒”（Gilles Deleuze），也是大學帶來的教育革命之所以是現(xiàn)代社會的第三次革命的真正意涵（Talcott Parsons）。公民科學，是那些所謂的社會科學、人文科學、自然科學或是專業(yè)技術(shù)的“主導(dǎo)技藝”。只有公民科學，才能使理性擺脫冷漠、熱情避免亢奮，理論成為理論的生活，而最終，使大學成為真正獨立和自主的“普遍”和“完整”（unive rsitas），使其中的學生成為這種精神的化身，成為自由人和公民。

先賢嘗言，我愛自己的國家勝于愛自己的靈魂。而此時此地，我們需要象愛自己的國家一樣愛自己的靈魂，因為只有愛自己的靈魂，才能使我們更好地愛自己的國家。我深愛我的國家，是因為只有在這個國家中我才能探索我的自由。因此，要作為公民愛我們的國家，要作為自由人愛我們的國家，要“配得上”你所愛的國家。而做一個心靈或肉體的奴隸，這樣來愛我們的國家，難道不是將我們的國家降低為“豬的城邦”嗎？為了成為一個自由人，為了思考正義與善，我們既需要愛更廣大的世界，太陽下的城邦，世界的城邦；我們同樣也需要愛“小世界”，我們的大學。而無論是我們的哲學摸索的世界城邦，還是我們的倫理踐行的大學城，最終都指向了我們作為公民所生活的可能國家，這個讓哲學與倫理遭遇的政治城邦，這個最初和最終都踐行在我們的身上的城邦。不過，當我們探問這個城邦應(yīng)該是什么樣子的時候，我們也許首先應(yīng)該問一下，那些想要進入城邦，并自居為城邦的當然居民的人，你準備好了嗎？你的身體，還有你的靈魂；作為公民的你，還有作為自由人的你。

本文作者：李猛（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