顧駿：向弱勢地區(qū)傾斜是教育公平內在要求

人類歷史就是一部追求公平的歷史。教育公平既是廣義的社會公平的重要內容，也是促進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，這是由公平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的。

社會公平說到底是一個如何處理好“先賦因素”的問題。在人類社會中，決定個人命運的有兩個主要先賦因素，一個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先賦因素，比如美貌被稱為“上帝給的嫁妝”、高智商被稱為“天才”，個人由基因特殊性所帶來的優(yōu)勢是無法否認的。另一個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先賦因素，主要來自社會遺傳，即由出生家庭的地位所帶來的優(yōu)勢。對于前者所造成的不公平問題，人類至今無法做出根本性的干預。真正涉及公平的是各類社會性先賦因素，比如家庭因素。為什么一個天賦條件更好的孩子，卻因為家庭條件不佳而難以獲得教育機會，難以充分發(fā)揮其潛能，進而既難以改變出生決定的社會地位，也難以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?這就是家庭因素這一社會性先賦因素，對生物性先賦因素的壓抑。必須以擇優(yōu)錄取方式來糾正這種不公平狀況，這應該是全體中國人的基本共識之一。

今天比較難以處理的是另外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先賦因素，即主要由于結構性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，比如城鄉(xiāng)差異、性別差異、地區(qū)差異等。這些差異在規(guī)模上超過家庭因素，在性質上迥異于家庭因素，許多時候即便優(yōu)勢家庭也難以克服。例如，當一個社會對女性普遍抱有歧視時，甚至連女性也會認為自己“不該上學，不該就業(yè)”。正是這種結構性先賦因素，構成當下中國在公平方面亟待解決的深層次問題。

在主張無條件地尊重“考卷面前人人平等”的人士看來，最好擺脫一切社會性差異，只給先天稟賦和后天努力(其實后天努力往往也有先天稟賦的基礎)以表現的機會，他們的關注點也往往只在高考這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，而忽視了大量的結構性先賦因素早已決定了的“考卷面前未必人人平等”。畢竟面對同一張卷子，全國來自不同地區(qū)的考生，因為基礎教育階段的優(yōu)質資源獲得機會不一樣，他們潛能得到實現的程度不一樣，表現在考分上的水平也不一樣，同樣未來的綜合表現更不一樣。無論對于個人還是社會來說，無條件的“考卷面前人人平等”，既不公平，也不合理。不公平是因為起跑時的初速度就不一樣，結果怎樣公平?不合理是因為潛力的差距沒有完全表現出來，單純按高考分數來決定有無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，很可能讓一部分受結構性因素限制的生物學優(yōu)勢被埋沒?；A教育固然重要，但人類個體的成長并沒有完全局限在18歲之前，進大學時分數較低的學生，奮起直追而最終出類拔萃的例子比比皆是。這個同時具有生物學和社會學意義的事實，是國家允許不同省份設置不同高考錄取分數線的重要依據，除非誰能證明高考分數同個人未來綜合表現具有絕對“正相關”。事實上，國家不允許“高考移民”，背后也有這個考慮。

如果說因為基礎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，所以可以允許各地自行確定分數線，那么由于高等教育資源地區(qū)間分布不均衡，國家在向弱勢地區(qū)傾斜、加大基礎教育投入的同時，適度增加這些地方的高考名額，顯然也是合理的和公平的。弱勢地區(qū)教育資源的數量和質量升級是一個漸進過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用增加高考名額的“猛藥”，來治地區(qū)間基礎教育、高等教育資源不均衡的“沉疴”，既屬無奈之舉，更是現實選擇。

問題是，在高等教育不斷擴大的環(huán)境中，國家對增量部分的分配向弱勢地區(qū)傾斜，尚能得到大家認同，而在高等教育發(fā)展基本飽和的前提下，如何優(yōu)化資源配置方式，難度就明顯增大。即便向弱勢地區(qū)傾斜仍被認為是合理和公平的，但如果真的動到自己孩子的“奶酪”，仍然會讓家長“義憤填膺”。這時候，原則不是問題，方式才是最大的問題，如何巧妙設計出一套能讓各方接受的增量改革和“傾斜”方案，成為政府在教育問題上體現國家責任的關鍵之關鍵。